“我的孩子小东算一个！”
1960年的一天，病毒学家顾方舟做了一个足以赌上他一生幸福的决定——让自己未满周岁的儿子小东，作为脊髓灰质炎疫苗Ⅰ期临床试验的首个儿童实验者。
紧接着，实验室几位研究人员也默默加入进来！
但他们比谁都清楚，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减毒活疫苗，万一安全性不好，会导致受试者肢体麻痹，留下终身残疾。
白天，顾方舟盯着小东蹒跚学步的身影，每一个喷嚏、每一个踉跄，都让他胆战心惊；晚上，守在小床前，看着孩子安然入梦，才算熬过一日……
30天，顾方舟和同事们度日如年。“孩子还好吗？”是他们每天最急切的问候。
终于挺过去了！孩子生命体征正常，Ⅰ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！
用自己的孩子试药，顾方舟从未在任何文稿中提及。他总是说，钱学森、钱三强他们研制“两弹一星”吃了太多苦，自己这点付出算不得什么。
如今，斯人已逝。“他的任务完成了，安心离去了。他一生最注重的就是国家给的任务，他就是带着一种使命来的。”与顾方舟相濡以沫一辈子，妻子李以莞在送别丈夫后感慨。
那些发黄的手稿，见证了顾方舟为消灭脊髓灰质炎付出的全部心血。密密麻麻的技术方案、技术参数、临床数据，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1955年——
江苏南通暴发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，且患者大多为儿童。随后，疫情蔓延到山东青岛、上海、广西南宁等地……
脊髓灰质炎，俗称小儿麻痹症，一旦感染，可能会引起轻重不一的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，且不能治愈。
当年，卫生部将脊髓灰质炎列入法定传染病。一时之间，全国上下谈之色变。
那时，顾方舟刚从苏联留学回来，在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学研究所工作。有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来找顾方舟：“大夫，您把我孩子治好吧，他以后还要生活学习，还要参加国家建设呢！”
顾方舟只有无奈，“还没有治愈的办法”。家长黯淡的眼神和不能替代的哀伤，让顾方舟痛心。
形势紧迫，顾方舟临危受命，于1957年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，“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”。
研发活疫苗还是死疫苗，是顾方舟首先要做的决定。
当时，国际上存在两种疫苗技术路线。美国等少数国家，已经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死疫苗。死疫苗是灭活疫苗，安全但低效且价贵；活疫苗是减毒疫苗，便宜高效但有争议，还需做安全性研究。
在《关于脊髓病研究的个人总结》手稿里，顾方舟这样写道：“接种死疫苗是我国财力、物力和人力所不能承受的，而且它并不能阻断脊灰病毒的传播。中国走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现实可行，能够实现广泛接种和群体免疫。”
“先生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上的首要科技贡献，是确定了疫苗研发的技术路线。”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曾感慨，“如果仅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说，死疫苗显然是首要选择。而真正为国家、民族计，先生才作出如是抉择。”
1959年12月，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，顾方舟任组长。不久后，他们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液体活疫苗。在大量的动物试验通过后，进入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。
没有任何犹豫，顾方舟和同事们喝下疫苗溶液。一周过去，生命体征平稳。随即，让自己的孩子服用，没有出现任何异常。
在《回顾与展望——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长征》手稿中，顾方舟写道：“Ⅲ期临床将受测人群扩大到450万人，以观察流行病学的效果。监测显示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青岛等受测城市发病率发生明显变化。Ⅲ期临床试验圆满成功，可以放心地给全国儿童服用了。”
为了迅速大批量生产疫苗，顾方舟带领团队，不远千里奔赴云南昆明西郊，从一个山洞起家，建立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，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。
1960年12月，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，投放的11个城市，流行高峰纷纷削减。
那时候，国内尚无冷链运输。怎样制出运输方便、孩子爱吃的疫苗？
“如果做成糖丸呢？”顾方舟突发奇想。
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，1962年糖丸研制成功。只需服用一粒，即可实现免疫效果。这种剂型的改进，是中国消灭脊灰之路的独特创举。
1964年糖丸在全国推广，脊髓灰质炎年平均发病率逐年下降。自1994年9月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，我国至今未发现由本土病毒引起的病例。
顾方舟，成了几代孩子心中的“糖丸爷爷”。
2000年，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，顾方舟作为代表签字。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。那一年，顾方舟已74岁高龄。
“‘人生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’，这是对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。”2019年1月2日凌晨，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，顾方舟的心电图化成一条直线，生命永远定格了。几天后的追思会上，王辰表达自己的敬意，“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伟大进程中，先生以一名科学家的睿智、一名中国士子的担当，为我国预防和消除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最重要的科技手段和科技产品，成功护佑了亿万孩子的生命健康！”
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正是顾方舟先生的远虑，解除了当年的我们和之后中国儿童患脊灰风险的近忧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深深地感念、感恩他！”忆及先生，王辰总是心绪难平。
